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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嗜血”的地方。坦率地讲,硅谷的生活质量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几十年来总有无数的年轻人把这里当作开拓自己事业的首选地,因为它给人机会和梦想。Novell公司搞了一个叫NOS(NetworkOperatingSystem)的操作系统,对应于微软的DOS。它采用和微软MSDOS同源的DRDOS,因此它的网络操作系统实际上可以完全独立于微软的软件运行,同时又和微软的DOS兼容。虽然Novell后来买了一家网卡公司也做点硬件,但是它的精力一直放在网络操作系统上。随着Novell的网络操作系统在微机局域网上越来越流行,它处在了一个和微软同样的有利位置:不管用户使用哪一个牌子的PC和网络硬件,都可以使用Novell的操作系统。Novell网络操作系统不仅自己安装十分容易,而且建立一个局域网的工程也简单到非专业人员看看说明书也可以做。一个没学过计算机的人看着别人干两次就会了。读者如果曾在九十年代初在中关村转过一两圈,就能记起当时任何一家两三人的小公司都会在自己的业务上写上“网络安装”等字样。很快,Novell的操作系统在局域网上就像DOS在微机上一样普及。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Novell公司成长得一番风顺,不仅很快超过了3COM公司,到1990年,它几乎垄断了整个微机局域网操作系统的市场,营业额接近微软(九亿美元对微软的十一亿美元)。因为微机联网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而且微机的局域网比基于Unix服务器、工作站和TCP/IP协议的网络在中小企业中更有前途,Novell公司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微软——它可能垄断企业级的操作系统。在接下来的五年中,Novell仍然靠着浪潮的惯性,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1995年。那一年Novell的营业额超过二十亿美元,相当于微软同年40%的水平。现在回过头来看,Novell这五年的业务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它的进步还是远远落后于微软。宝马线上娱乐官方太阳工作站早期采用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央处理器。1985年,太阳公司研制出自己的SPARC减指指令(RISC)处理器,将工组站性能提高了一大截,并且保证了工作站在对DEC和HP小型机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在九十年代前很长的时间里,太阳公司的竞争对手是小型机公司和SGI等图形工作站公司,虽然在具体的商业竞争中,太阳和DEC等公司互有胜负,但是太阳总的来讲是无往不利。太阳公司的胜利,实际上是基于Unix服务器和工作站的系统对传统集中式中小型机(以DEC、HP为代表)和终端系统的胜利。前者淘汰后者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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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然信息革命的浪潮将英特尔推上了前沿,英特尔还必须有能力来领导计算机处理器的技术革命。英特尔的CEO安迪?格罗夫在机会和挑战面前,最终证明了英特尔是王者。英特尔起步的八十年代恰恰是日本的十年,当时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占了全世界的一半,日本东京附近的房地产总值相当于半个美国的房市总值。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半导体公司都在日本,PC里面日本芯片一度占到数量的60%(注意:不是价钱的60%)。以至于日本有些政治家盲目自大,认为日本到了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怀疑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是否会落后于日本。但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全世界半导体市场就会发现,日本的半导体工业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芯片上,如存储器等芯片(即内存),而全世界高端的芯片工业,如计算机处理器和通信的数字信号处理器全部在美国。八十年代,英特尔果断地停掉了它的内存业务,将这个市场完全让给了日本人,从此专心做处理器。当时日本半导体公司在全市界挣了很多钱,日本一片欢呼,认为它们打败了美国人。其实,这不过是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弃子求势的一招棋。1985年,英特尔公司继摩托罗拉后,第二个研制出32位的微处理器80386,开始扩大它在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市场份额。这个芯片的研制费用超过三亿美元,虽然远远低于现在英特尔新的处理器芯片的研制成本,但在当时确实是一场豪赌,这笔研制费超过中国当时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半导体科研全部投入的好几倍。英特尔靠80386完成了对IBMPC兼容机机市场一统江湖的伟业。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信息科技产业的生态链。这一章是它的姊妹篇,我们将介绍信息产业的其它规律。其实很多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系统地介绍它们,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变迁的内在原因。如果在IBM做一个民意调查,谁是对IBM贡献最大的人,那么除了华生父子外,一定是路易斯·郭士纳(LouisGerstner)。1993年,从未在IBM工作过的郭士纳受命危难,出任IBM的首席执行官。他成功地完成了IBM从一个计算机硬件制造公司到一个以服务和软件为核心的服务性公司的转变,复兴了这个百年老店,并开创了IBM的十年持续发展。郭士纳原来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总裁,再以前任职于美国信用卡公司运通公司,根本不懂计算机。在英语中,计算机的芯片和土豆片是一个词—chip,因此,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说,他也是做(芯)片的,但是是土豆芯片(Healsomadechips,butpotatochips)这句话原先是嘲笑他的话,以后成为他传奇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的郭士纳在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创造了一个神话。宝马线上娱乐官方让我们通过Google的例子来看一看科技公司达到饱和状态是多么的快。在山景城Google总部四十二号大楼二楼的墙上有一张一米高、几米宽的大图,它是参观Google必看的一景。图上画的是从1999年以来到2004年Google上市时为止Google搜索流量的增长。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图上横向是时间,纵向是搜索量。从1999年到2000年,搜索量增加了十倍,曲线的顶部就要突破了纸的高度,因此不得不将曲线的比例缩小十倍。但是,很快,几个月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又使得曲线不得不此按比例再缩小十倍,如此几次,直到2004年Google上市后不能再公开自己的流量为止。

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事实上,反摩尔定理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它促成科技领域质的进步,并为新兴公司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IT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有量变和质变两种。比如说,同一种处理器在系统结构(Architecture)没有太大变化,而只是主频提高了,这种进步就是量变的进步。当处理器由十六位上升到三十二位,再到六十四位时,就有了小的质变。如果哪一天能用到纳米技术或者生物技术,那么就做到了质的飞跃,半导体的集成度会有上百倍的提高。为了赶上摩尔定理预测的发展速度,光靠量变是不够的。每一种技术,过不了多少年,量变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光,这时就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创造发明诞生。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

当苹果公司的iPod以高科技精品的面貌上市,并风靡全球时,便有行家指出iPod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新品,而是一个翻版的MP3播放器。MP3音乐和播放器大家都很熟悉,它们在iPod出现前好几年就有了,而且最初搞MP3音乐的公司也不是苹果。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作都是山姆和强尼做的,两个人各占未来公司的50%股权和投票权。迪克加盟后,三个人商定,如果迪克制定出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将获得20%的股权,山姆和强尼将减持到40%。迪克经过调查发现,山姆和强尼的发明在高清晰度家庭娱乐中心的前景十分可观,于是制定了可行的商业计划书,并得到了20%的股权。三个人到目前为止对今后公司的所有权见下表。第四,网景公司虽然在抓用户,抓的却是买网景公司软件的用户而不是真正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当时正处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一个免费的邮箱对互联网用户有很大吸引力。Hotmail就是靠这一点,便取得了当时互联网全部流量的一半,这是Hotmail的创始人杰克.史密斯亲口对我讲的。1997年,微软以四亿美元的价钱收购Hotmail时,它已经有了近千万的用户,是当年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如果网景公司能先下手为强,收购Hotmail,它在日后和微软竞争的力量对比上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太阳工作站早期采用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央处理器。1985年,太阳公司研制出自己的SPARC减指指令(RISC)处理器,将工组站性能提高了一大截,并且保证了工作站在对DEC和HP小型机的竞争中最终胜出。在九十年代前很长的时间里,太阳公司的竞争对手是小型机公司和SGI等图形工作站公司,虽然在具体的商业竞争中,太阳和DEC等公司互有胜负,但是太阳总的来讲是无往不利。太阳公司的胜利,实际上是基于Unix服务器和工作站的系统对传统集中式中小型机(以DEC、HP为代表)和终端系统的胜利。前者淘汰后者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高回报的投资一定伴随着高风险,但反过来高风险常常并不能带来高回报。任何一种长期赚大钱的金融投资必须有它内在的动力做保证。股票长期来讲总是呈上涨趋势,因为全世界经济在发展。风险投资也是一样,它内在的推动力就是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由于新的行业会不断取代老的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专门投资新兴行业和技术的风险投资从长期来讲回报必定高于股市。因此风险投资看上去风险大,但是并不是赌博,它和私募基金都是至今为止收益最高的投资方式(回报率分别在15%和20%上下)。正是鉴于它的高回报,不断有人和单位(Institute)愿意将越来越多的钱放到风险投资基金中去,比如斯坦福大学将其退休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放到在风投公司KPBC去投资。近三十年来,风投基金越滚越大,从早期的一年几万美元,到2006年的每季度六七十亿美元。由于风投公司不公开财务报告,很难准确了解美国风投的准确规模,但是普遍估计2007年的美国的风投基金规模大约是二三百亿美元。现在,美国自己已经消化不了全部的风投资本了,因此这些年美国大的风投公司也开始在海外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在了中国和印度(欧洲的风投至今仍然很少)。2002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微机制造商康柏(Compaq)公司的总部。凯莉.菲奥莉娜—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女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的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的总部,接受她在一片反对声中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了极点的一天。据康柏的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以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宝马线上娱乐官方短短三年后,菲奥莉娜黯然离开HP。她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她平庸的管理才能将硅谷历史上第一个巨星惠普推到了悬崖边。好在一年后,惠普在新CEO马克.赫德(MarkHurd)的领导下,从戴尔(DELL)公司手中重新夺回世界微机厂商的头把交椅。但是惠普性质已经由一个高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以家电为主的消费电子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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